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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民主:执政党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的选择性亲和

            文章分类:政治 - 民主制度 发表时间:2014-7-13 9:09:12 作者:黄晗

            民主制度:协商民主:执政党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的选择性亲和是由第一范文站(jusantre.com)为您精心收集,希望这篇协商民主:执政党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的选择性亲和论文可以给您带来帮助,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协商民主:执政党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的选择性亲和的正文:

            [论文关键词]协商民主 执政党 选择性亲和 
              [论文摘 要]通过从民主化理论的微观视角来研究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从执政党应对转型时期的重叠危机,探索民主的程序化价值以实现体制内渐进民主化以及发挥组织化治理资源优势增进有效治理几个方面论证执政党在推动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协商民主是执政党主导民主化进程的选择性亲和,协商民主的发展是执政党主导的渐进、可控的民主化思路。 

               
              协商民主是这样一种民主:在共同体中的各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议来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审视他人的偏好及其相关理由,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及普遍利益的实现。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壮大及批判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达到了高潮。我国目前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做规范性阐释,或者把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得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乐观派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日益发育,公民政治意识逐步觉醒,协商民主将会成为中国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些人则基于对公民参政意识、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空间等的质疑得出悲观的结论。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还是基于对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解,对政治转型的功能性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没有深刻得理解和把握协商民主的实质内涵,因而也就不能准确预测其发展前景。本文力图对协商民主进行经验研究,用“选择性亲和”来定位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从而透视转型时期执政党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的基本逻辑和理路。 
               
              一、协商民主:执政党应对转型时期重叠危机的民主机制 
               
              美国学者卢西恩·W·派伊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不稳定状态概括为六大危机:一是认同的危机,即刚取得独立的国家还没有形成政治一体化。二是合法性危机,即政府权威与职责合法性由上认同危机的存在而经常遭到质疑。三是贯彻危机,即政治体制不健全,政策难以实现。四是参与危机,即政治体制不健全,制度化水平低新生政治集团很难通过制度化渠道进入政治;五是一体化危机,即整合危机,指难以将民众参与与政府绩效统一起来,以解决参与危机及贯彻危机。六是分配危机,即政权无力解决转变时期的分配问题[1]。我国学者吴辉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以上危机可集中概括为整合危机、参与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有效解决参与危机,关键的是要建立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亨廷顿认为:“任何一种政体的稳定性都取决于参政水平与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要想维持政治稳定性,必须在参政扩大的同时,使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连续性随之增长。”[2]他将政治制度化水平低而参政水平高的政治体系形容为各种社会力量都按自己的方法直接在政治领域内活动的政治体系,即“执政官体系”;将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高于参政水平的政治体系称之为公民政体。“在大众社会中,参政是非结构性的不规则的、零乱多样的,每一种社会力量都试图通过自己最擅长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冷漠与愤慨情绪交替出现,而在参政型政体内,高水平的群众参与是通过政治体制而组织起来的,是结构性的,各社会力量必须将它的力量来源和行动方式转变为这一政治体系中的合法制度化力量来源及行动方式,参政必定是广泛的,而且是通过合法渠道组织起来的结构化了的。”[3]为此,亨廷顿提出了其著名的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制度的确立往往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变革,体制内提供的渠道很难满足新的问题及要求,由于体制渠道的封闭,民众通常利用反体制、反现行政策的社会运动形式来表达其要求。近年来,城市社区组织及农村村民越来越多地运用上访、请愿、游说,甚至游行、静坐、示威、围堵党政机关等激烈手段,要求有关职能部门解决与本地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拆迁、治安、环境、就业、服务等政策问题,这是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于政治参与度的典型表现,这种状况如果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参与危机的弥散。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参与开辟了一条结构化的途径,通过信访制度、听政会制度、民主恳谈会制度、工青妇系统等各种形式,民意得到了有效的疏导和传递。 
              同时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权威的树立,权力的积累是十分重要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在政治上则需要高度的共同性、一致性,因此,它在政治民主上的取向主要是效率的而不是政治的。事实上不仅是一党制国家要么继承了一个政治化了的社会,要么促进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化,和多元制政治实体相比,它们更需要一个普遍政治化了的社会,一党制是排它的,因而它更尖锐地面临自我辩护及自我肯定的难题,故而一党政体不能简单指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获得合法性,它们必须表明它们能够比多党政体做得更多、更好、更快。因此指政党和国家必须具备超强的整合能力,有效地实现价值观念的整合,化解冲突,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协商民主强调在充分深入的参与和讨论之上形成偏好的转换和社会共识性的达成,因而在整合社会意识,实现政治共同性,从而降低政治改革和公共政策的成本上具有强大的功效。 
               
              二、协商民主:治理资源约束下的理性选择 
               
              如何进行民主而有效的社会治理是执政党在社会层面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应该是一个规范化、法治化的社会,国家对社会的治理遵循的是制度化的渠道。然而目前我国执政党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是制度性治理资源的贫弱。如果全部依靠制度化的治理则容易导致对有限的制度资源大量的消耗,一旦超出制度的承载力,则会导致治理危机的爆发。因而理性的选择是通过组织化的治理对治理对象进行一定的拦截,减少制度化治理的压力,实现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建立和扩大自身的组织网络及建立自身的组织体系,夺取国家政权并彻底改造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政权进而构建国家的治理体系的。执政党拥有完善的组织网络体系、深厚的社会基础,党组织网络渗透至基层各个角落,覆盖了各个政府层级,各个社会领域及行业,国家全部的治理空间,整个社会都被纳入这样一个组织网络之中。可见,组织化治理资源是执政党治理的最大优势资源。协商民主实际上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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